李辉 | 残缺的窗栏板

残缺的窗栏板

文 | 李辉

前些日子去赣东北，顺便访问了朱熹的家乡婺源。

在前往婺源县途中，我希望自己能拥有一种平静的怀旧心情，去看看听说很少受到污染的山水，还有那些保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

然而，从一个又一个民居走出走进，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震撼。我再也无法平静地面对美丽的屋脊飞檐，再也无法以欣赏的心情行走在青石板上。我所走进的每幢房子，徽派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室内设施几乎都残缺不整，专家在书本上对传统建筑所作的优美描述荡然无存，在我面前只有昏暗、破损与空白。

最令我震撼的是窗栏板。徽派建筑中的窗栏板，是房屋内雕的精华所在。可是，我走进的一幢幢民居，许多窗栏板虽然都保留着，但却面目全非。

残缺的窗栏板

窗栏板上，雕刻着一个个戏剧场景或者民间故事，空城计、水漫金山、八仙过海……有时一块窗栏板上，雕刻着几十个人物，场面生动，镂刻精细。

可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窗栏板上的雕刻，人物的头部都被削掉，只剩下身子。雕像无头，一个生动的场面，顿时没有了生命，没有了灵魂。

我注视着窗栏板，抚摸被破坏的完美，感觉到好像不是我在看它们，而是它们在看我。那一处处裸露的残部，似乎也是一双双眼睛，在询问着。

我问村民，那些雕像的头都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被削掉的。村民告诉我，是“文革”时城里来的红卫兵削掉的，说这些木雕都是“四旧”，如果不把头削掉，就把整个窗栏板烧掉。

我所看到的唯一一块完好无损的窗栏板，是主人当时灵机一动，头天晚上在上面贴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这才得以幸存。

村民说起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语气十分平淡，就像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家事。

按说我也应该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四处走动，看过多少“文革”破坏留下的遗迹，听过多少关于“文革”的荒唐、残酷，了解到多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死亡，这样一些小小的木雕被破坏，真的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更不至于感到一种历史的震撼。

可是，一个如此偏僻的、远离城市的山区村庄，当年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文革”的阴影笼罩，并且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明显如此深刻地留着那一时代的痕迹，这不能不让我有所触动。

“红卫兵”，这一历史特定产物，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口中淡淡说出，反倒让我感到具有沉重的历史分量。面对残缺的遗迹，面对朴素的村民，我无法让自己仅仅是一个观光客，去保持平静的怀旧心绪。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红卫兵也许要算最引人注目、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

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叱咤风云与平淡琐碎，豪气干云与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随着他们历史角色的变换，都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在他们身上出现。

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一代红卫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文革”一开始的短短时间里，红卫兵如同一个巨大载体，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千百万年轻人，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到了历史前台。它的参加者，可能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动机，但是在突兀其来的历史风暴之中，他们毕竟有着比较一致的表现形态。

他们本不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一代，他们中的许多人，称得上那个时候所造就、所需要的一代精英。他们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理想与领袖崇拜，信仰与政治与意识，总是让他们充满着激情。他们为历史选择了他们而自豪，为自己参与开创一个新时代而陶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能力出现在历史前台。

一时间，他们踌躇满志地成为社会的主角，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心中一定充满着豪情。不过，历史决定了这一主角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创造者身份，而是破坏者身份。

大串联、大检阅、大批判，一时的辉煌壮举，伴随着抄家、批斗、武斗之类的大破坏，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失，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浪漫、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一代，狂热、盲目、破坏欲，成为突出特征。

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

批斗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现场

批斗宋任穷

跳楼自杀未遂的罗瑞卿，腿断之后被装进箩筐抬去批斗

被批斗的修女们（油画），张起田绘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整整一代青年，拥有的不是一个社会最为需要的建设精神，反倒是某种政治反需要的破坏精神，对人，对文化，对经济都是如此。于是，不管情愿与否，当红卫兵以造反者的姿态傲然出现在历史前台时，他们就注定要充当悲剧角色。

其实，理想、信仰、才华、激情、勇气，他们身上所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被巨大的历史惯性扭曲了。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

知识不断贬值，知识分子被鄙视，被打击；大跃进式的狂热；反修防修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强调；种种盛行的时尚，一日日渗透于他们幼小的心灵，或者一些开始定型的思想。

在他们的眼睛时，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

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

他们幼稚的眼睛，看不到一些豪言壮语宣传的背后所隐藏的虚伪，更不明白一些严酷政治斗争里面，还包含着种种意想不到的阴暗心里。他们不知道，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父辈远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真诚、坦率、无私，而是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甚至虚伪。

与此同时，报纸上、公开场合对理想、对信仰、对道德所做的许多高尚而美丽的表述，常常也或多或少闪烁着虚假的光环。

许多，许多，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被告知应该拥有理想，于是，他们全身心地去拥抱，同时也就不知不觉拥抱了空想和虚伪。他们被告知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于是，他们自豪地把自己看作未来历史的开创者，并理所当然把无情斗争和破坏，看作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方式。

不仅仅如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年轻人的身上，以远远超出他们父辈所能想像的程度，燃烧起激情。这激情之火，一旦被无形的力量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它把他们的青春映得红彤彤，它会把自己烧得膨胀、疯狂，然后产生巨大的合力，将他们摧向无法预测的前方。

燃烧的不仅仅是激情。火焰之中，他们性格中所形成的一切因素，他们所接受的一切政治的、生活的、人生的教育，都被烧得以烫。在这样的情形下，除了燎原，他们自己，乃至任何人也无法将之熄灭。

他们便这样渐渐长大。知识结构、聪明智慧、才华、热情，都以非正常状态展现出来，激情之火也愈烧愈旺。“文革”恰恰需要由这样的一代来率先烧起熊熊大火。

红卫兵群体（油画），张起田 绘

红卫兵砸雕像

红卫兵在山东曲阜砸毁周公等古人的塑像

红卫兵，成为“文革”政治的工具，已属必然。不能否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对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认识，有从生活底层观察社会的体验，并且，对改变官僚体制的强烈愿望，也符合历史要求。

但是，“文革”的实际状况和历史限制，红卫兵的整体性格，决定了一些人的良好愿望，只能依附在一个怪胎上，生命为之扭曲，或者淹没在非理性的洪水之中。

他们的悲剧在于，所有的热情、抱负，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瞬息万变的政治所抛弃。一旦局势明朗，一旦权力再分配得以完成，任何政治家都明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而被燃烧得发狂的红卫兵，便显得不合时宜，成为新一轮政治斗争的障碍。

于是，仅仅风光一年，随着“复课闹革命”开始，随着工人阶级成为“文革”的主力军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那些红卫兵顿时失去了一度的显赫、自豪。

有的红卫兵代表人物甚至被批判、被关押。在一个非理性的历史阶段，他们为自己的狂热和破坏付出了沉重代价，而由此产生的种种不解、怨尤、悔恨、醒悟，将伴随他们一生。

红卫兵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似乎来去匆匆，可是，它激起的涟漪，不会消失，而是时时波动着，延伸至生活深处，延伸到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们，只能这样面对发生的一切。

《时代》发表的图片之一，红卫兵汇聚在天安门广场

《时代》关于红卫兵的报道版面

很巧，那天在婺源延村陪同我参观的一位干部，正好是一个当年的上海知青。当农民对我们说，那些木雕人头都是红卫兵削掉的时候，他在一旁对我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红卫兵，做过类似的事情。他1969年到婺源插队落户，二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现在，很多战友都早已回城，但他说他已经不可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整个青春完全属于这里，那么，他的中年，他的老年，也还是只能属于这里。

他说起这些往事，语气的平淡，和村民说起窗栏板时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似乎在讲述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平淡冷漠的背后，恰恰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无奈。

所以，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在讲话时曾轻轻叹了一口气，而我却对此有很深的印象。我提议和他在残缺的窗栏板前留影。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场面，也许是无意之中捕捉到的一个历史缩影。

红卫兵——残缺的窗栏板——知青，在我的眼里，时间就是如此无情地在一个个环节上流动，它们也明显具有历史角色转换的意味。

知青和红卫兵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最初下乡的知青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的行列之中欢呼过燃烧过狂热过。即使有些知青并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巨大的历史惯性，已将他们身不由己地拖到了历史角色转换的过程之中。不管情愿与否，与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青们，延续着红卫兵的故事。

现在回想，最初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恐怕一开始可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随着列车的启动，自己的历史角色，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将会在农村艰难、平淡、琐碎的生活中一日一日消磨。

女红卫兵的照片

他们不再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时代叱咤风云的所谓英雄，也不再是所谓决定历史变化的主力军。所有引以自豪的东西，随着火车汽笛的拉响，片刻间化为青烟，飘散殆尽。

历史的无情在于，在“文革”政治巨大的棋盘上，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棋子，谁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知青生活，更可以说是红卫兵命运发展的一个必然。如此而已。

红卫兵还包括许多在校大学生，在“老三届”中学生（即66、67、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初中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时，那些大学生被陆陆续续打发到部队农场等地接受“再教育”，随后分配到不同单位。

就这样，他们如同一把沙子撒落在广袤的土地上，不再显眼，渐渐变得无声无息。在转换历史角色这一意味上，他们与“老三届”中学生的命运是相似的，而且变得更为默默无闻。

最令人注目的当然是千百万“老三届”知青。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红卫兵，和大学生相比，他们更为年轻，更为单纯，更具激情、狂热，更富于幻想，从而也就更具代表性。他们后来所遭遇的艰难生活，使他们的命运变化，涂抹上了更为浓烈的悲剧色彩。这样，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更多的同情、怜悯给予了他们。

当历史尘埃散落，荒唐年代红卫兵角色做出的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人们宁愿淡忘，而知青艰难生活的叙说，则成为常说常新的主题。特别是一代知青作家的出现，更是不断地把这一代人放到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知青开始下乡时，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当时我曾和同学们一起，敲锣打鼓举着彩旗，列队到火车站，欢迎第一批从大城市到我们县山区插队的知识青年。车厢外挂满红标语，写着豪情满怀的誓言、口号。他们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在我们眼里，却都是令人尊敬的大哥大姐。印象中，他们都显得十分兴奋，没有半点沮丧和难过，至少在我少年的眼中是这样。

 历史角色大起大落的转变，使他们早已没有了“文革”初期的锐气和抱负。每日在计算着摸鱼、打狗、斗殴等等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曾经激发过豪情的一切，变得似乎十分遥远，十分陌生。同时，现实的磨耗，也使他们学会了如何表演、如何掩饰自己，不能说就是虚伪，但至少不是真诚与坦率。

也有例外，那就是被各级组织一再发现、培养的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他们令我们仰望，他们好像仍然保留着当年的豪气和热情，远比其他人更有理想和信仰，更具英雄主义。

我不否认其中的确有真诚愿意扎根农村的人存在，但现在想来，许多情形下，不少典型显然有人为拔高的痕迹。社会仍然在为某些政治的需要，将难以承受的压力，加在年轻知青身上。

我在“文革”后期上知青函授学校期间，就曾陪同大学来的老师，到一个山村小学，采访这一位“老三届”知青，宣传他扎根农村的光荣事迹。无非套用当时流行的观念和语言，也就是说，用虚假来演绎政策方针。后来听说，类似的典型，也都先后离开了农村。

即使生活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当年一些老知青身上，仍然不难发现红卫兵性格的影子。他们比起新知青，更富政治热情，更善于用一套大道理，解释种种微不足道的举止。他们也好斗，易于亢奋。还有的人，留恋当年的辉煌，言谈中，总是流露出自负。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现。沮丧，沉沦，清醒，或者留恋、回味，都是往昔的回声。这是一种必然，哪怕显得无可奈何。而且，这些无可奈何，更使知青命运弥漫着深深的悲哀。

红卫兵使用车票后面的注意事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供大串连红卫兵使用的火车票

一九六六年专为大串连发行的中国地图册

一九六七年六月签发的串联证（1）

一九六七年六月签发的串联证（2）

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

崇高或渺小，辉煌或尴尬，英勇或怯弱……一个人可能会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种，但  回首以往时，常常宁愿淡忘所有的渺小、尴尬与怯弱，在一种人为建造的虚假氛围里，陶醉于对以往的留恋。或者，并非留恋，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

作为一种个人体验，这样做也许是可以理解的。生活既然给予人们那么多艰辛那么多苦涩，不时用虚无缥缈的历史自恋，安慰疲倦的心，的确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每日都在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的境地里生活。

但是，在回望历史时，如果缺乏自我解剖自我忏悔精神，对于历史的认识，对于自己一代人的认识，必然是有缺陷的，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而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悲剧性最为尴尬的一代红卫兵，恰恰更需要一种直面自己的勇气，需要更为严峻更为深刻的自剖。

在“文革”后复出的作家中，巴金之所以受人敬重，不在于叙说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也不在于回味自己曾经有过的荣耀与辉煌，而在于他严峻而坦率的自剖。“文革”中他受过磨难，曾在红卫兵的批斗中苟延残喘，而妻子也在磨难中告别人世。

但是，一旦有机会重新提笔，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苦难的描述上，也没有把目光盯在那些批斗过他的年轻人身上。历史责任感与道德良知，使他进入了历史反思的层次。

他可能意识到，一个文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告诉人们一切是如何发生，也应该去思考、去告诉人们一切为什么能够发生。他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政治家，还无法从浩如烟海的事件、文献中梳理历史脉络，但是，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也作为一个病体，无情地审视和解剖。他直面自己的过去，把许多年间的怯弱、虚假、麻木等等精神状态，一一袒露在读者面前，他鞭挞自己的灵魂，他把自己身上以及很多人身上存在的这些精神缺陷，看作是“文革”中种种怪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这样的解剖和认识过程中，他的人格精神达到了新的境界，从而他的《随想录》，以其道德勇气和思想深度，在今天的中国竖起了一块文学的、历史的丰碑。

从历史风云中走到今天，每个过来人都有和巴金一样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有他那样的勇气和良知。面对红卫兵角色到知青角色转换这样的历史现象，我们尤其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我的大学同窗胡平、张胜友，在1986年曾创作过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记得题目好像叫《井冈山祭——为红卫兵大串联二十周年而作》，是少有的直接描写红卫兵的震撼之作。

在他们笔下，红卫兵成员的构成及其不同动机，红卫兵的狂热，大串联的庄严和荒唐，井冈山上一座座无名红卫兵的坟墓……至今，我觉得仍无别的作品，能够像它那样把红卫兵的狂热揭示得如此透彻，把红卫兵角色的悲剧性描述得如此深切。

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角色转换之后的知青命运和精神状态，作了震撼人心的描述。

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文学创作如此，历史研究也如此。千百万人的狂热，千百万人的被嘲弄，两三年的风云漫卷，却似乎是一片历史的空白。更为严峻的是，没有如巴金一样的忏悔精神，使得我们还没有看到对红卫兵本身历史功过的有力描述。

我总认为，不对红卫兵角色做深刻解剖，就无法全面反映知青生活，更不能让今天的人们，走出历史的误区。

无疑，在“文革”中，知青是最值得同情的一代。小小年龄，远离父母，在艰难、陌生、前途不可捉摸的环境里生活，千百万个家庭也因之牵挂，整个社会当时仿佛都注视在这样一个焦点上，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对于知青，生活具有深深的悲哀，还带有苦涩的嘲弄意味。这样，悲剧性的命运令人同情令人感叹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而处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人们，为了不使荒唐历史重演，有时又不能不让自己摆脱一己的情感，用冷静甚至显得冷酷的目光看历史，看自己。这种情形下，对悲哀的感叹，必须让位于无情的自剖和理性的认识。对于当年曾经是红卫兵的一些“老三届”知青，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应该看到，红卫兵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影子，笼罩着整整一代的青年。把知青和红卫兵联系起来思考，不仅仅在于一些知青曾经是红卫兵的一员，而在于“红卫兵”已经成为一个特定概念，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它深深影响着知青的情感、性格、行为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发展。因此，即使生活在足可悲叹的境地里，他们也难以完全摆脱旧的影子。

这些年，有不少作品用不同笔触，描写“文革”，描写红卫兵，描写知青，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历史画面，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世界。然而，在一些作品中，我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那就是缺少对红卫兵角色的深刻反省，缺少对自己一代人精神世界的透视与解剖。于是，简单的对理想、对热情、对道德的肯定，常常会成为留恋往事的基础，甚至扭曲的生命也仿佛能升华出诗意。

近来，“老三”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又一次形成高潮。读许多回忆文章，我发现，“青春无悔”在不少知青那里是不断表白的基调。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也许是真诚的情绪流露，但我宁愿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外在的掩饰，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它显得十分勉强。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创造，没有人格的尊严，面对如此历史现实，焉能不悔？满怀热情，被倾洒在无谓的事业上，对理想、对信仰、对领袖的狂热，不过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本以为是改造社会的英雄，结果仅仅是政治棋盘上可怜的兵卒；即使一些曾经气壮山河的改造自然的壮举，最终才发现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所谓的崇高、庄严，到头不过是荒唐，是让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面对如此历史现实，又焉能不悔？

我也知道，这样的面对，对于“老三届”，无疑是对自己灵魂的鞭挞，是对青春的质询。他们身上笼罩过太多的历史阴影，他们心灵承受过太重的重负。

今天的现实生活，变化如此迅猛，经济大潮带来的诸多陌生，实际上已经给予这代人那么多冷遇，那么多困惑和难题。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对现实中自己位置的确定，比认识红卫兵角色到知青角色的变换更为困难。

让受过磨难的人，在描述痛苦的同时，也直面自己的精神缺陷，我也许显得过于残酷无情，就好像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再往上面撒上一把盐。我本不该这样做。

但是，我想，当即将走完二十世纪的时刻，当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需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可以叙说，但没有对自己精神的解剖，没有对历史的完整描述，这痛苦就只能是停留于表面的勾画。

尤为紧要的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来说，精神的梳理，远远没有开始。如果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缺乏精神忏悔的内容，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进偏颇，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记忆向后人叙说。

一个城市，最近有一批“老三届”知青，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回到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在关一这次访问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乌拉山下有一处保存完好的采石场，岩壁上保存着一尊当年兵团战士亲手刻的毛主席身穿边军装的全身像。日晒风击，没有磨去上面刀刻斧凿的痕迹，恍如昨日的记忆烙在同行的一个女知青心中。当年他们一群少男少女，每日抡着十八磅的大锤，采几立方石头，累得筋酥骨痛。

好几个战友离她而去了：被炸药炸，被石头砸，被洪水吞没。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她流着泪将十八磅大锤交到十六岁的女儿手里，女儿举到半截便撂下大锤，说：“真不是人干的活！”这群老知青感慨：孩子们很难理解我们的过去，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

可能他们对孩子还讲了许多许多，但从叙述来看，他们把当年的狂热、无知，把当年生命消失留下的历史缺憾，简单地转化为抽象的概念来予以肯定，并希望以此来获得孩子的理解与尊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在我看来，面对后代，历史沧桑的人们，岂能停留在“支撑我们的是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总是值得尊重的”如此勉强的逻辑上。因为，历史证明，“文革”年代红卫兵和知青所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所谓理想和信仰，是个人崇拜阴影下的虚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奋斗”，加深了文化的破坏，人性的破坏，同时，也使红卫兵一代的悲剧色彩更为浓烈吗？

实际上，红卫兵性格决不仅仅只是属于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处世哲学，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

应该看到，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着，或者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后人。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民族身上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遮掩住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而且，面对今天的生活，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现实每日都在迅疾变化，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思议，这是与过去几乎完全不同的生活。长期以来曾经被视为邪恶的市场经济，开始更多地主宰我们的生活，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就这样情愿或不情愿地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等，在商品交换，在流行文化，在无情的经济关系面前，失去昔日的影响力。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利益原则上，而非过去政治的杠杆支撑。

年轻人，少男少女们，更是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变化着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了他们的前辈当年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热情拥抱，没有了对领袖的崇拜，没有了对政治的倾心投入，他们在流行歌曲中、在迪斯科中寻找快乐，在崇拜歌星、球星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在对金钱和自我满足的追求中，物欲横流，仿佛成为时尚，成为不可抵御的趋势。

对于新的一代，昔日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变成遥远的影子，过多的政治亢奋与激昂，变为一种奢侈，道德的约束，也显得没有必要。

现实生活便是以这种不可预料的方式变化着。一切只能说刚刚起步，一切都在孕育、躁动、形成之中，从而也显得混乱无序，显得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人们的种种陌生、困惑，也由此而产生。

人难道就该成为金钱的奴隶？就该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就该完全抛弃以往的道德？就该没有信仰、没有理想？

不能否认这些忧虑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就容易因为留恋某种美好记忆而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容易因为现实的烦扰而失去对历史的客观判断和描述。

必须看到的是，过去某些今天看来可能是值得留恋的东西，常常是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或者是特殊苦难遭际、艰苦环境下出现的。假如不注意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拼命捕捉的东西，也许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彩虹。如果对现实的批判，仅仅成为留恋往昔的铺垫，如果精神的呼唤，只是弥漫陈腐的气息，这就只能带给人们遗憾，或者把人们引入到不该设置的误区。

我觉得，缺乏对红卫兵历史性格的反思与解剖，人们就会受现实生活引起的情绪所左右，在过去的阴影里寻找共鸣。假如我们对之不保持足够的清醒，就极容易踏上精神的旧辙。

从婺源回到北京后，我带回了与那位上海知青在残缺的窗栏板前的合影照片。

我难忘婺源的清秀和老房子的韵味，难忘残缺的窗栏板，还有站在窗栏板前面的那个上海知青。但是，从这一场面走进去，深入到历史深处，把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说，却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

我踟躇再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题目，自以为考虑成熟了，但刚想开始，却不知如何动笔。迟疑的并不是谋篇布局，在叙说每一个沉重话题的时候，结构对于我远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更贴近历史，如何更深切地表述出现实中的我内心的体验。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我怀疑自己的经历、思想是否适于作这样的思考，我更犹豫是否现在根本不是谈论这一历史现象的时候。和我曾经论述过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相比，红卫兵和知青距今显得那么近，同是，它又不是单独个体，而是由千百万人构成的一个历史整体，这就带来概括、分析、阐述的难度。

我还想，比我更有资格谈论它的大有人在，由我来仓促地贸然着笔，其论述可能会显得片面、偏激、隔膜、无力。可是，我这个人有固执的一面，一旦选定一个描述对象，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就这样，在一日日的思索中，我越发感觉到它对我的诱惑，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摆脱它了。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面临着许多历史难题。历史究竟是什么，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历史现象时，理性和感性，间隔与投入，究竟应该偏重哪一端？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对历史的界定，对历史作用的解释，也从来没有一致的说法。现在仍然如此。

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环境……诸多因素都能构成一门解释历史的庞杂学问。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能扩展人类交往的范围。我特别喜欢法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这样一句话：“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

于是，我想我不必那么迟疑，那么拘谨。历史的叙说，一直蔓延至今……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219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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